探访京郊废品收购大军：生意越来越难做
西媒称，北京郊外的东小口镇正忙得热火朝天。形形色色的卡车、厢式货车、电动三轮或自行车正在装卸各种你所能想象到的东西：纸箱、废木头、塑料瓶、废铜烂铁、泡沫塑料……北京市大部分可利用的垃圾最终都会汇集到这里。数以千计的来自中国各个地区的务工者同时也生活在这里，靠着这些被他们的同胞们丢弃的各种垃圾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经历了多年发展的中国，当局允许的非正规的垃圾回收对于清洁大城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各个城市也在投资兴建各种储存和处理垃圾和废品的设施，但并不总能满足环保质量标准。
据西班牙《国家报》12月10日报道，来自中部省份河南的老黄一家五口靠贩卖废旧木材每月平均有5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他们从来到东小口镇的流动商贩那里的回收价格是1公斤大约合5欧分，然后再把回收来的废旧木材卖给河北省的一些工厂。老黄的妻子说，“这是个不赖的营生。我们有自己养活自己的买卖，这比我的丈夫当保安或者我在超市当收银员挣的多”。
更糟的是那些日日夜夜在城市里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人。来自安徽省的小周说，“我一个月顶多能赚2000元。现在的买卖越来越不好做了，卖家给的钱也越来越少。我还在干这行是因为如果回到村里，我只能务农，这样情况更糟”。小周骑着电动三轮车，车上装着他从清晨开始回收来的废旧钢铁。他没有时间交谈，要立刻返回城里，看看还有没有更多可收上来的东西。
报道称，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现象。显然政府对这种活动不鼓励，但也不阻止。因为小周、老黄和其他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中国人对于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管理着城市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垃圾。对于废品回收这一行当，没有官方数据可查，但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实际上中国的一切再循环的东西都要感谢这些人。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军表示，“这些人做了政府没有做的事情”。虽然中国的主要城市并没有被垃圾“入侵”（极少数例外），但宋国军还是强调，这个体系是非常低效的。官方数据表示，以北京为例，平均每人每天产生1.02公斤的垃圾，处置这些垃圾的成本是每吨152元。然而宋国军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进行的最新测算却认为，实际成本是这个数字的10倍。宋国军表示，“北京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垃圾再回收，废品要么被填埋，要么被全部焚烧。为了处理种类如此繁多的垃圾，同时又不能超出排放标准，必须投资建立昂贵的处理设施”。然而无论是官方数据，还是研究人员的测算，都没有把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非正规的垃圾回收大军考虑在内。
报道称，伴随过去30年来中国经历的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和经济持续增长出现的是数量庞大的固体废物。最初，负责治理的地方政府选择将这些垃圾和废品倾倒入非法的垃圾填埋场，然后被送进焚烧厂。因为担心对水资源和空气质量造成危害，这样的做法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抗议。
报道称，中国城市普遍大规模投资建设了新型的、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看待空气质量一样，认为垃圾处理也是一个突出问题。但是，专家表示，这并不表明中国各城市采取了恰当的垃圾处理方式，尤其是在那些并不富裕的城市。宋国军表示，“很多垃圾焚烧厂的排放超标，这样的情况很多，也有证据表明污染液体已经从垃圾填埋场泄露到地下水系统”。
报道称，另一个问题在于，外来务工人员是受到经济利益驱使，而非环境利益。他们决定着哪些垃圾可以被回收：他们收集塑料瓶和各种包装容器，从不回收糖果包装或其他不能卖的废弃物。对此，宋国军教授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政府的监管和领导力缺失。“必须对这个行业加以规范，鼓励从源头进行垃圾回收和分类，并对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实施监管。但是管理部门却对朝着更加高效的体系转变十分抵触，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随着垃圾销售集散中心逐步搬到远离北京的地方，非正规的垃圾回收也正经历着艰难时期。在东小口镇，经营垃圾回收的家庭也正在日益减少，不远处的大塔吊表明一个个新的住宅小区即将拔地而起。老黄说，“很难再找到新的地方了。我们搬的越远，买卖越不好做”。明年，老黄一家就要搬走了，尽管他现在也不知道搬去哪里。
报道称，小周觉得，他已经快要负担不起这个工作了，因为为了卖掉他回收上来的废品，他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投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越来越高。“如果你能给我一个其他工作，我现在就可以不干这行了。”小周说。
据西班牙《国家报》12月10日报道，来自中部省份河南的老黄一家五口靠贩卖废旧木材每月平均有5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他们从来到东小口镇的流动商贩那里的回收价格是1公斤大约合5欧分，然后再把回收来的废旧木材卖给河北省的一些工厂。老黄的妻子说，“这是个不赖的营生。我们有自己养活自己的买卖，这比我的丈夫当保安或者我在超市当收银员挣的多”。
更糟的是那些日日夜夜在城市里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人。来自安徽省的小周说，“我一个月顶多能赚2000元。现在的买卖越来越不好做了，卖家给的钱也越来越少。我还在干这行是因为如果回到村里，我只能务农，这样情况更糟”。小周骑着电动三轮车，车上装着他从清晨开始回收来的废旧钢铁。他没有时间交谈，要立刻返回城里，看看还有没有更多可收上来的东西。
报道称，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现象。显然政府对这种活动不鼓励，但也不阻止。因为小周、老黄和其他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中国人对于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他们管理着城市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垃圾。对于废品回收这一行当，没有官方数据可查，但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实际上中国的一切再循环的东西都要感谢这些人。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军表示，“这些人做了政府没有做的事情”。虽然中国的主要城市并没有被垃圾“入侵”（极少数例外），但宋国军还是强调，这个体系是非常低效的。官方数据表示，以北京为例，平均每人每天产生1.02公斤的垃圾，处置这些垃圾的成本是每吨152元。然而宋国军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进行的最新测算却认为，实际成本是这个数字的10倍。宋国军表示，“北京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垃圾再回收，废品要么被填埋，要么被全部焚烧。为了处理种类如此繁多的垃圾，同时又不能超出排放标准，必须投资建立昂贵的处理设施”。然而无论是官方数据，还是研究人员的测算，都没有把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非正规的垃圾回收大军考虑在内。
报道称，伴随过去30年来中国经历的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和经济持续增长出现的是数量庞大的固体废物。最初，负责治理的地方政府选择将这些垃圾和废品倾倒入非法的垃圾填埋场，然后被送进焚烧厂。因为担心对水资源和空气质量造成危害，这样的做法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抗议。
报道称，中国城市普遍大规模投资建设了新型的、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看待空气质量一样，认为垃圾处理也是一个突出问题。但是，专家表示，这并不表明中国各城市采取了恰当的垃圾处理方式，尤其是在那些并不富裕的城市。宋国军表示，“很多垃圾焚烧厂的排放超标，这样的情况很多，也有证据表明污染液体已经从垃圾填埋场泄露到地下水系统”。
报道称，另一个问题在于，外来务工人员是受到经济利益驱使，而非环境利益。他们决定着哪些垃圾可以被回收：他们收集塑料瓶和各种包装容器，从不回收糖果包装或其他不能卖的废弃物。对此，宋国军教授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政府的监管和领导力缺失。“必须对这个行业加以规范，鼓励从源头进行垃圾回收和分类，并对垃圾填埋场及焚烧厂实施监管。但是管理部门却对朝着更加高效的体系转变十分抵触，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随着垃圾销售集散中心逐步搬到远离北京的地方，非正规的垃圾回收也正经历着艰难时期。在东小口镇，经营垃圾回收的家庭也正在日益减少，不远处的大塔吊表明一个个新的住宅小区即将拔地而起。老黄说，“很难再找到新的地方了。我们搬的越远，买卖越不好做”。明年，老黄一家就要搬走了，尽管他现在也不知道搬去哪里。
报道称，小周觉得，他已经快要负担不起这个工作了，因为为了卖掉他回收上来的废品，他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投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越来越高。“如果你能给我一个其他工作，我现在就可以不干这行了。”小周说。